大明洪武七年，西元1132年。


    这年的元宵灯会更加热闹，假日只有七日，灯会却持续了十日。


    二月初三，在群臣的劝阻下，朱国祥正式决定退位，并选定在月底交接大权。


    然后，内阁和礼部开始讨论改元。


    改元要明年元旦才改，但现在就该商量，早点确定下来也省事儿。


    “永乐”肯定不行，太他妈膈应人了。


    第一个用永乐年号的是前凉张重华，而且是“假凉王”时建的年号。


    此人前期励精图治，后期却沉迷享乐，死后儿子还遭篡权，一堆亲戚杀来杀去，最后被苻坚给灭国了。


    第二个用永乐年号的，是五代张遇贤。


    这位是客家人，吏员出身，自称罗汉转世，在岭南起义造反，一度杀到赣州。最终部将纷纷叛变投靠南唐，张遇贤被押至金陵砍头。


    第三个用永乐年号的，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方腊。


    永乐跟长乐的意思相近。


    长乐王慕容盛，称帝之后第二个年号是长乐。凶残酷烈，滥杀无辜，最后遇刺身亡。


    唐朝还有一位长乐王，是李世民的叔叔。他久在边疆带兵，屡次击败突厥人，被告发阴蓄门客，还结交境外势力，妄图以皇叔身份篡夺侄儿的皇位。被李世民赐死。


    纵观历朝历代年号，比永乐、长乐更烂的实在找不出几個。


    首相翟汝文说：“国号大明，自当景兴。”


    众臣纷纷赞叹，认为“景兴”这个年号不错。


    景，日月之光。


    兴，勃发旺盛。


    景兴，就是大明从此走向兴盛之意。


    其余阁臣，陆陆续续说出几个年号，寓意都非常不错，但远不如“景兴”这般贴切。


    似乎就要定下了。


    朱铭对胡安国说：“你是新任礼部尚书，且代表礼部也出一个。”


    胡安国先向朱铭作揖，又朝翟汝文拱手：


    “太子殿下起兵以来，覆宋、败夏、灭楚、逐金，武功赫赫，当世无两。前宋之时，昏君奸臣当道，太子殿下刚健持道，上疏怒斥六贼，编管桂州不屈。而今大明初兴，正是进取开拓之时，恢复汉唐盛世指日可待。臣请改元——乾道。”


    萧楚附和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好气象！”


    “乾道”年号是真好，再配合《易经》乾卦彖传就更牛逼了。


    意思是天地万物即将走向成熟兴盛，所有事物（包括人民和百业）都能获得自己该有的价值和位置。天下必然变得和谐圆满，万事万物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乾道还有万物资始、刚健进取、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稳固持久的意思。


    众臣之前夸赞“景兴”，现在又觉得“乾道”也好。


    就在此时鸿胪寺卿谢克家说：“乾道虽好，西夏国主却已用过了。”


    大臣们一愣，少数人很快反应过来，这是西夏傀儡皇帝李秉常的年号啊。


    萧楚和胡安国也颇为意外，西夏的乾道年号只用了两年，不翻阅史料他们还真不知道。


    谢克家也是因为执掌鸿胪寺，需要熟悉各国的情况，又曾被扔去翰林院修史，这才记得乾道年号被西夏用过。


    朱铭对“景兴”不太满意，认为过于文绉绉的没气势：“年号之事，你们回去再慢慢想，十一月以前必须敲定，现在还有大半年时间。”


    “是！”


    众臣领命。


    朱铭又说：“年号不能更换频繁，以免纪元之时难以分辨。从今往后，一个大明皇帝，终身只能有一个年号。”


    众臣虽然对此感到惊讶，但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皇帝不愿瞎折腾，他们能省不少事儿。


    特别是崇尚德政、仁政的官员，更乐于见到这种局面。


    大明开国以来，各种礼仪都写进了《大明律》。


    一是定下简朴的丧葬祭祀风格。


    皇帝的丧期和墓葬，都恢复到宋初，主打一个不扰民。


    二是弱化避讳。


    只要不跟皇帝的名字完全重合，一两个字相同无所谓。


    还有宋徽宗搞出乱七八糟的避讳，比如“龙”之类的，全部从避讳词当中取消。


    朱铭继续说：“大位交接之后，阁部院寺官员职务皆不变动。”


    “太子圣明！”


    众臣齐声呼喊，都彻底放下心来。


    朱铭再说：“我登基之时，并不大赦天下罪犯，但要给天下万民减税。内阁与户部，商讨一个减税方略。记住，商贾的榻税、铺税、过税之类的不能减。”


    这是仁政，必须赞叹，官员们再拜。


    朱铭还在说：“在减税诏书里面，还要写以下内容——”


    “第一，各省全面稳步推行摊丁入亩。”


    “第二，清丈田亩时，鼓励地主到官府自报隐田。自报之人，如果核对无误，前几年的逋赋不再追究。若有隐田被官府查出，不但要补交欠税，还要十倍罚交钱粮！”


    “第三，朝廷会派遣大量御史前往各地巡视税收。除了五代以来就有的定额鼠雀耗，其余折变、面耗、杂派一律取消。这是开国就定下的规矩，可直到去年还有官吏在征收。现在配合吏役改革，基层吏役有了薪俸，绝对不准再滥征杂税！被抓住就是罢官流放，严重者直接砍头！”


    ……


    宋朝疯狂加税，从伟大的宋仁宗开始。


    加税的直接结果，从中央统计数据就能看出。


    整个北宋的官方数据，全国户口和田亩一直都在增涨。唯独宋仁宗执政时期属于例外，户口和田亩数量双双下跌。


    户部很快就拿出减税方案，并且递交到内阁讨论。


    户部尚书方孟卿对阁臣们说：“前宋残民加税，自仁宗朝始，商税加得尤其多。就连开封城外的农民，挑着瓜果进城叫卖都要征税。农民种地已经交过两税，若是瓜货卖得多自当再征商税。可小民挑着少许瓜果进城，只是沿街叫卖，赚些微薄小钱糊口，这时去收商税于心何忍？”


    宋仁宗疯狂加征商税，把全国农业税的比率，降到总税收的56%。这放在农业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农民又得到什么好处了吗？


    当然没有。


    朝廷通过各种杂派，变相增加农业税。此风一涨，官吏趁机跟进，疯狂盘剥农民，而国库却没增收多少。


    方孟卿说道：“对商税的减税方略，是酌情降低或者取消，恢复到宋仁宗登基之初。当然不是全面恢复，大约要保留加税的一半，因为宋初确实收得不算高。主要是取消针对小商小贩的加税，尤其是农民进城卖货的税收！”


    “农税方面。前宋的正税加得不多，各种各样的摊派层出不穷。大明朝廷已三令五申，但地方官吏还在收取，而且越收越隐蔽，就连御史都容易疏忽。尤其是‘布估钱’，官、商、吏三方勾结，从以前的豪夺，变成现在的巧取。不仅小民受布估骚扰，就连大地主都深受其害。当狠狠的从重处置！”


    宋代的杂税有多离谱？


    我养了一头牛，在牛活着的时候要交税，若牛死了还要纳一笔税。


    家里丁口多，就要承担更多徭役。如果分家，那就罚钱。


    不仅买卖房屋要征税，就连修房子都要征税！


    对了，还有农具税。


    我家添几把锄头也要交税，这玩意儿只在宋真宗年间被废除过一阵子。


    收来收去，甚至诞生了“鞋钱”。


    你要穿鞋吧，那你得交鞋钱。


    这种乱七八糟的杂税征收难度极大，中央朝廷其实收不进国库。多数杂税沿袭自五代，宋朝却一直不废除，算是默许地方官吏以此贪污。


    吏员也懒得根据税种逐个征收，直接让乡役（乡手、里正、保长等等）去摊派。


    现在，朱铭要全部打掉。


    三令五申还不改，那就鼓励“刁民告状”。


    “刁民”一般来自中小地主家庭，读过些书，识得些字，却无法逃脱官吏的盘剥。


    让御史们去巡视乡镇，在小镇住一段时间，并在集镇口贴告示，竖起一个匿名信箱。读过书的“刁民”看到了，多半就会悄悄来匿名告状。


    每破获一起胡乱摊派杂税的案子，就给御史们记功，并且给予金钱奖励。


    这几年，御史们升官最快。


    大量御史因政绩转为地方官，已经变成一条升官捷径。


    这玩意儿虽然得罪人，但升得快，名声又好。新科进士若被选为低级御史，比直接外放县丞还高兴，若是运气好破获大案，有可能一年半载就升为县令，或者是在御史系统快速升迁。


    翟汝文仔细看完户部递交的减税方案，忍不住感叹道：“此万民之福也。”


    阁臣们相视一笑，太子这手玩得漂亮啊。


    刚刚登基就减税，仁政之名就坐实了。其他手段再酷烈，那也属于仁君，登基减税写进史书没法改，顶多民间有许多人悄悄说坏话。


    所以，年号该怎么定？


    或许还可以往仁政那边靠拢，用年号来体现新君的德治。


    ……


    （工业革命不是灵丹妙药，别动辄就要打造工业国家。第一，棉花都还在推广，纺织业兴盛的条件还不足。第二，工业革命会加速土地兼并，导致出现更多失地流民。第三，失地流民造成治安混乱，数量远超工厂对工人的需求，从而导致对工人的盘剥更严重……）


    （今天没第二更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