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汽车进行绑架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在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绑刘芦隐先生，
因他的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刘先生也很机警地从后面一个筋斗栽到前面，占住司
机座位不让特务开走。这时巡捕赶来，我们便只好由绑票改成公开逮捕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初，特务们绑架的方法也越搞越阴险毒辣了。我们训练了两个
女特务来协助进行。这一办法便可不受地区限制，什么热闹马路上都可进行。这是
利用旧社会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作为罪恶行动的掩护，特别对一些穿着很考究，
排场阔气，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目的的人最有效。这种方法，除了不能在绑架对
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
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他回去，当对象受到此一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叫
喊是绑票，多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她便更大哭大吵起来，一面骂着没有良
心，丢了她不管又去找别人等一类的话，同时用力扭住他上车，另一个女特务也从
旁相劝叫他同回去一趟。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
"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
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为秘密的男女关系争吵问题，使看热闹的
人不会识破是一幕绑票案。在几分钟内，这群特务便连拉带拖将肉票推上汽车，被
绑的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上了车，什么都解决了。特务们用这一办法先后在英
法租界最热闹的地区绑过三个人，都没有遇到困难，到抗战开始才没有再做。
当时除了在租界上经常进行绑票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活动，
不过一般都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
往往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人抓不到，反而走露风声，一些关
系马上转移了，以后不能再进行连续逮捕。所以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
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
取得联繫，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人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
时，厂方或工会故意藉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
人群集的地方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
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
因为学生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一般採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
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
搜捕
对于居住在华界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一般不採用绑票方式，而于深
夜去搜捕。这样，不但可以将人抓走，还可抄查证据文件。几年间，这种公开逮捕
到的政治犯比用秘密绑架的还要多得多，其中最大的略举几件如下：
约在一九三五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
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
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
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
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
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
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某某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
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
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
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人医院充当内应。戴笠
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
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枝在外面乱
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
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作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
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
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一方面
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