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陆以后在军统当特务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那次那么胆
小？他说他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华尔敦虽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他引渡到武汉市去归案。因
为他骂了陆海防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了。在押解途
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看待他，究竟讲不讲话。可是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
务随便扯讲起来。有人就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他的回答的确是使人不能忘
怀的。他说："共产党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如
果对自己任何问题向敌人作交代，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
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当然，他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谈的也只是吃
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往往遭到他的
呵斥。这位怪西人，直到解放后，我看到别人提供的材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罗伦
斯。
我受到的惩罚
我在写述这些过去自己的反共罪恶历史资料时，我也没有忘记我在和共产党员
作斗争时所受到的几次惩罚。好几回我都差点被打死，因为公开和秘密去逮捕一个
共产党员时，总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是用尽一切力量进行反抗，极个别的才肯束
手就擒。在这种生与死的斗争中，我多次遭到过失败。事隔多年，我对那些英勇反
击的先烈们至今犹有余悸。他们不到完全无力反抗时是从不肯停止还击的，我领受
过不少拳头和脚尖。老实说，我到最后是越来越胆小和谨慎，每听到去抓共产党，
我的心情总是非常紧张，一直到平安回来才松一口气。至今我身上存在的几处最不
光采的伤痕，便是我受到正义惩罚的痕迹。过去我在军统许多特训班讲课举例时，
也从不肯把自己这些"丑事"拿出来作教材，而专爱谈一些自己认为最得意的"成
绩"。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奉命带着十多个特务到江湾去搜捕几个正在开
会的共产党员。我们刚要接近时便被发觉，他们立刻分头跑开。一个担任掩护工作
的党员，却守在通路的要口没走，掩护其余的人离开。当我带着两个特务冲上去时，
突然一声枪响，我左胸上像挨了一拳一样。我知道我已负伤了，但由于是小手枪，
距离也相当远，所以没有洞穿。我低头看了一下，胸脯正往外流血，我便把我的外
衣提起来，不让血液染透外衣，并赶紧靠在墙上指挥助手冲上去。我知道我当时如
果不忍耐一下，助手便会先来照应我，这给对方以继续发射的机会，所以只有咬紧
牙齿支持。当时特务们以为我听到枪响怕死，也迟疑了一下，等到他们追了很远才
用枪击伤这个人的腿部。他倒在地上，但还继续射击，最后子弹射尽才被捕。当他
看到我流血很多坐在地上时，还用非常后悔的口吻对我说："早知道能打中你这条
走狗，我应当再给你几枪。"由于他一个人尽到了掩护与警卫的职责，其余的都安
全脱离。我被送到宝隆医院，从左胸两条肋骨中间取出了一粒小号白郎宁手枪子弹
后，虽只一个星期就出了医院，却终生留上了一个标志罪恶的伤疤。
同年冬天，我带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早
先以为是个文人，对他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结果几乎三个人都送了性命。我们
先侦察好他的行踪，知道他往往很晚才回去，便决定黎明前去逮捕，事前暗中勾结
好他的二房东作内应。当我们轻轻扣开了大门，一直走到他三楼房间时才把他叫醒。
他开门一看，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便很客气地要我们坐，并答应穿好衣服就跟我们
走。他虽然从容不迫，特务还是先抄了他身上和看过他的衣服才让他穿上。我们想
着，三个人对付一个，都很满不在乎；加上他无半点抗拒表示，便都把手枪收了起
来，准备客气些好早点使他交代。
稍后，他要求在房门后拿顶帽子戴上便和我们一道走时，我们都以为这次很顺
利了。突然间，他从一顶呢帽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来，并且很快把保险栓拔掉，态度
马上变得很严肃，说："动一动，大家都同归于尽！"这一声怒吼像霹雳一样击到
三个人头上。特务们都知道这种炸弹的厉害，如果是速燃导火索，一松手就爆炸，
在那样一间房内爆炸起来，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是无一能倖免的。我当时就不舍
得那样死，宁可让他逃跑，回去受处分也不敢冒那个险。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
是愿以一个人换三个敌人的。他一手高举那个已拔掉保险的炸弹，不断逼近我们，
我也只好假装笑脸，叫他有话好说何必如此。他哪里听那些，只是不停地威胁我们
谁敢动一动手枪，马上就爆炸。我便叫两个助手不要乱动，自己也不敢去拔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