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
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
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去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
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
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闆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
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闆便成为他们
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
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
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
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
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
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
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
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
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
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
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
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
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
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
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
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
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
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
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倭，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
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
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酉，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
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
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xx，你怎么又失风了？！"
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
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
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
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
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
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
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
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
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
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
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
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
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
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便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