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能把西安保得住，尽管他在我面前还是满口有办法。这从他当时的一段谈话中
便可看出他苦闷的心情。
他对淮海战役中蒋军统兵将领不能合作，致遭各个击破，一败涂地，十分不满。
我曾冒冒失失问过他，西安会不会有问题？他答覆我时，态度依然很骄傲，不过却
说过一句："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的。"他还夸口说，在蒋军将领中他最
了解共产党，谁也比不过他。他吹嘘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搞了十来年，得出一套经
验，他的办法比共产党更高明。不过我离开西安不到一个月，便看到西安只一两天
时间便已解放，他匆忙逃到汉中。
抗战胜利后，我两次去西安，亲眼看到和听到他部下一些高级官员如盛文、袁
朴、汪震、董钊等人，整天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情形。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当时军统
在西安的一些负责人，为什么这种腐化的情形胡不加以整顿？这是因为戴笠一向吹
嘘胡治军极严，并且以身作则，才引起我的疑问。当时他们回答我说："胡长官一
向夸耀自己部下如何好，谁敢把这些人的丑事去向他谈，弄不好要碰钉子，所以乐
得不提，反而可以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他们还告诉我，胡对自己部下也派有特
务去监视，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问题不揭穿，
也就马马虎虎的算了。
我最后一次和胡见面向他辞行时，他叫我把云南的情况随时告诉他。我回云南
后，因和他没有约定密本，只向毛人风发过一个电报，请他转给胡，向他报告云南
夏秋间的情况，但没有得到他的答覆。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毛人凤在昆明住在我家时，曾不止一次地嘆息，说胡宗南
没有听他的劝告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否则云南即可成为军统的天下。因为毛人风
想在昆明杀一大批进步人士而遭到卢汉的拒绝和拖延，感到很不痛快。胡宗南被解
放军从陕西赶出逃到川陕边境时，毛人风还打电报向他说明过云南当时的形势，建
议他抽调一部分兵力兼程前往，以便确保云南。我对此也寄以很大希望，曾多次向
毛探询胡的回电。直到十月初，毛才告诉我，胡回电錶示，暂时无适当部队可抽调，
但答应一定要设法派兵到云南。毛还叮嘱我保守秘密，但一直等到云南和平解放前
夕，也没有看到他的部队的一点影子。
以上是我所了解到的胡宗南与军统特务的一部分情况。至于他和其他一些军统
头目如郑介民、唐纵等，我只看到他们之间一般的往来，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特殊关
系。
旧社会里的鸡鸣狗盗和侦缉人员
旧社会里，盗窃盛行，侦缉人员包庇窝藏，坐地分肥，其中黑幕罄竹难书。解
放前，我主要是搞军统特务工作，有一段时期以侦缉队队长的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
活动，因此对其中门道略有所知。前几年，我在电车上遇到扒手掏我的腰包，当场
被我抓获。事后，友人笑道："这个扒手太没有眼色，居然扒到他老祖宗的头上来
了，真是小偷遇到了大偷。"现就记忆所及，将旧社会中这些情况缕述于下。
许多人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强盗、小偷、扒手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
各有各的"行规"，各有各的暗语。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专门干这些行当
的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一般都能遵照执行，即所谓"贼有贼伴，盗有盗伙"。这
些行当，分帮分行，各有一套，各行其事。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
北帮（也叫江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每帮之中，又分为吃什么钱的，
如胆大不怕死的当强盗"吃明钱"，手脚灵活的"吃洋火钱"（当扒手），眼明腿
快的"跑顶宫"（专门趁电车、公共汽车刚开行时由车外抢人的帽子）和去火车上
"跑轮子"（偷行李货物）。
除了分帮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随便侵入别人的地区去"抢生意"。如果不听
警告，轻则挨一顿打，重则有遭到砍去手脚等处罚的。至于为抢地盘，结伙械斗也
是常有的事。
当然也有少数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既不落帮，也不在行。但这类人
是最容易失风的，不但侦缉人员要抓他，吃这行的人也会把他"丢"出来。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精"，这是过去盗贼们自己常说的口头语。那是说一
个初出茅庐的人，第一次是生手，被捉关在看守所或监狱以后，便可在这些地方找
到有本领的师傅，传授他一套"本领"。等到刑满释出后，他就成为一个熟手。万
一再次被捕人牢，他又可以得到进一步学习、研究"技术"的机会，再出去时便成
为精通此道的老手。有些人还可以收上几个徒弟，所以他们对于坐牢看成是加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