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的吕宜文。据说，吕和李润芝有深交，除吕本人愿为军统工作外，还可以通过
吕拉李润芝为军统工作。毛马上接见了吕宜文，当面鼓励他一番，并叫吕多和我联
系。后来吕宜文拟了一篇"发动云南地方武装力量，加强云南地方反共实力计划书"
送给毛。毛看后非常高兴，也答应给他一批美式武器和电台，支持这一计划。毛还
叫我送了一笔路费和特别费给吕，叫他先去新平和李润艺研究一下，并希望李能到
昆明和他当面商谈。
毛人凤在昆明进行了一个月的活动，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任保密局长以来在一
个地方停留得最久的一次。这个继承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衣钵的另一名在蒋介石身
边最得宠信的凶残走狗，一切作风完全模仿戴笠，在杀人方面比戴笠更为凶残，杀
得更多。但他这次昆明之行，却极为失望。他在昆明没有能像在上海、重庆、成都
等处一样，一杀便是上百人。重庆中美所内屠杀三百多人的震惊世界的大惨案，是
他的得意之作。他在昆明一个月，连一个人也没有杀成，最后带着怨愤的情绪离开
了昆明。
军统特务在昆明的最后挣扎
毛人凤离开昆明之前，交给云南站的任务，主要是要尽一切可能和力量，从各
方面配合国民党政府确保云南的计划，做到对云南变化无常的局势能事前具体掌握，
使蒋介石能了如指掌，及时处理；要注意防范龙云与卢汉的合作，特别留心搜集卢
汉的一切言行。此外，还要多方显示国民党的力量，随时随地对进步力量给以沉重
的打击，发挥军统特务的作用。毛还指示，在完成上述任务中，单靠云南站是不够
的，要经常注意和驻滇中央军事将领、中统特务、宪兵和地方恶霸势力等搞好团结，
密切合作。
毛人风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向我保证做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要电台给电台。但为了防范我出问题，并使我死心塌地为他效命，他一再提出要我
把家眷全部送往台湾。我当时虽然满口答应他一定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却自知毫
无把握，也知道要我将家眷送往台湾不过是作为人质而已。毛走后连续写过三封亲
笔信给我，再三强调这些任务的重要，以及蒋介石如何重视这些工作等等。
当时台湾方面最重视的是情报工作，妄想准确掌握云南的情况，以便及时採取
相应措施。云南站虽全力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却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几乎
经常函电飞驰，交相责难。我所得到的重要的情报不多，最感棘手的是无法打入进
步组织。我在卢汉身边的一些关系虽不少，其中甚至有秘书长、秘书主任、参谋长、
厅长一类人可以供给我一些情况，但这些人与进步力量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我认为
一向与进步人士有往来的像民政厅长安恩博等，却对军统敬而远之，常表示厌恶。
一些与卢比较亲近的人物，则又不肯多谈有关卢的事情。
为了打开局面，我经常利用他们既拥护卢汉而又害怕共产党和不了解共产党的
矛盾心理，进行种种挑拨离间、诬衊造谣等手法，使当时一些钱多的人都纷纷把家
眷送往香港。在这方面我尽量给他们帮忙，除了随时给他们弄飞机票外，还托香港
方面亲友给他们找房子。
我对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可利用的机会也决不放松。毛人民走了以后，军统大
特务邱开基由卢下令释放。邱开基过去任过卢的副官长，与卢身边一些人有关系。
他出来后，对卢非常不满，我便利用他去打听卢的消息。他不但自告奋勇，还鼓励
他妻子敖乃华一同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大卖气力。当时卢身边的一些亲信和高级幕僚，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曾任龙云多年警务处长的李希尧家中去打牌玩耍。李家房屋宽
敞，还有很好的中西餐厨师，是云南政治中心人物的聚会场所。我和他们虽熟识，
但我去了他们总是有点提防，不愿畅所欲言地谈话。而邱开基则可以随便和他们扯
一顿，邱的妻子更可以到许多人家中穿堂入室，与这些人的家眷们无话不谈，这对
我的工作有过不少帮助。
还有当时在昆明和马连良先生配戏的花旦余素秋，是军统特务余谦的侄女，一
向与军统大特务有往来，和我也很熟识。她经常参加各种应酬，许多人在酒后茶余
的谈话中，泄露出不少情况，她只要听到，也随时供给我。我为了给她多找一些关
系，有一次在宴请马连良时，特地把绥靖公署一些处长和卢汉身边的机要人员一起
请去作陪客。因为他们都爱听马连良和余素秋的戏。我便借这次请客的机会，让她
多和这些人接触。看来请一次客没有什么，但出于一个军统特务头目的策划，就完
全不是那样简单了。马连良吃了我一顿饭却被我利用了一次，可能直到我写出这篇
材料时马先生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要找那么多不相干的人去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