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
民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
阵，最后又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他和毛人风商谈的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
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
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
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
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径
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繫。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今，叫人事处立即
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
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
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xx是傅径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
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
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
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菸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
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
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
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
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
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一九四四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
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
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风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
答覆。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
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
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
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风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
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
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
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
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
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在长沙随
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
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
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
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勛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
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民再三叮嘱汤尧，攻
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勛。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
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
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
他随澧梯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
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
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
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
罪人，所以和政学系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
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