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
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
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
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
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
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
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捨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一九六零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
（一九八四年六月改写）
这书行将付印，藉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
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
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
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
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
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
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
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
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惟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
及到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悔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
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
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
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
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
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
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
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
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
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
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
竟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
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
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事由我挑动而能两面讨好。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风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
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
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所能够做到
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
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还有，一九四五年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竞选中委时，戴笠自己不愿当
中委，而把唐纵、郑介民推举出来。唐纵当选后，我去向他道喜。可能是由于我在
讲话时太强调了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让给别人，唐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无意中冒
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这话刚一出口，看到我当时
的表情不大自然，知道说走了嘴，又马上补充一句："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
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
这种态度表示出不痛快，他也察觉了，便一再叮咛我，刚才的谈话不要向别人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