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虽然码头工人行会也做恶事，但在朕看来利大于弊。尤其行会对付单个工人也是为了行会内的工人着想，是为自己人着想，更不应苛责。”


    允继续说道：“至于缫丝工场和纺织工场的机工都是女人，做不到码头工人打压单个工人、工会难有用处之事，为父觉得你想的差了。女人同样可以阻拦其他女人上工，又不是阻拦男人。现下愿意做机工的女人不多，难道工场还敢将她们都开除了不成？只要有人组织，工会也能起到用处。”


    说完这话，允看了一眼文垣，见文垣没有要出言的意思，继续说道：“第四，就是修改《大明律》。用修改这个词其实并不十分恰当，做法是将原本只有一本的《大明律》分成三部分，分别为《刑律》、《民律》和《商律》。《刑律》内容为惩处犯罪之行为的，至于何为犯罪，则是指犯十恶不赦之罪、杀人、伤人、偷盗、强抢等事。不过，若是偷盗，且偷盗的金额不多，可不认为是犯罪，不归《刑律》处置。具体何种做法算作犯罪，何种不算犯罪，《刑律》中会有确切条文。”


    “《民律》则是处置犯罪之外的民间纠纷之律令，百姓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遵循《民律》判处。刑民两分后，民间不涉及犯罪的纠纷，不再判处刑罚，亦即不再处以打板子、珈号示众等处罚，仅仅需赔偿。至于《商律》，则是专门规定商户做生意所遵循之律令，以及商户之间发生纠纷时应当如何判处。”


    说到最后这一条，将《大明律》一分为三的时候，允心里其实是很激动的。刑民不分是华夏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近代之前，民间纠纷都会判处刑罚，根据后世保存最完好、相关资料最多的《大清律例》规定，负债不偿者，“五两以上违三月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两以上违三月笞二十，……百两以上违三月笞五十，……并追本利给主”。《唐律》也有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


    这样的做法当然很好保护了债权人的权益，但对于债务人来说就是噩梦了。二十板子就能打死一个人，就算衙役动手的时候不照死打，也是几天下不了床。在古代一个壮劳力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能干活，这样持续几个月，就是家破的下场，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当然，允之所以要刑民两分，除了维护社会稳定，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会影响工商的发展。为了促进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正好借着这个时机刑民两分。


    至于《商律》，当允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脑海中想起的是拿破仑的话语：‘我真正的光荣不在于打赢了四十多场战役，滑铁卢会抹去人们对这些战役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


    允制定的《商律》当然不会有这么伟大，因为他要适应现在大明的商业发展程度与社会氛围，但作为代替《法国商法典》成为世界第一部专门商法的法典，也必定会永垂史册，后世不管哪国人，只要是研究法制史、商业史的人都要研究《商律》。


    “爹，您可还有其他的处置？”允正想着，文垣出言问道。


    “父亲没有其他处置了。”允回过神来，说道。


    “既然如此，儿子要出言询问问题了。”文垣说道：“首先，是鼓励工匠转型成为工场主或机工。机工就不必提了，儿子主要是对工场主有些疑惑。父亲说让他们合股开设小工场，从钱庄借钱购买机器和原料，但是如何避免他们被重利盘剥？刚实行的时日上上下下都有人盯着，钱庄或许不敢违背朝廷的命令，但过些日子就未必了。”


    “另外，就算他们都合股开设小工场，或者都要做机工，原本开设工场之人扩大规模能接受这么多机工，但工场生产的效率远在一家一户的工匠之上，绸缎、布匹的产量必定大增，增加的这么多绸缎和布匹，都卖给谁？如何能够卖的出去？这是儿子的头一个问题。”


    “儿子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工会的。儿子当然觉得工会很好，但如何将其组织起来？难道是在朝廷中专门设立一个衙门，指导各行当设立工会？儿子觉得这样做未必好。但不这样做，想要成立工会将十分缓慢。”


    “儿子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将《大明律》一分为三，分别设立《刑律》、《民律》与《商律》的。将刑民两分后，欠债之人不会再被打板子流放，能够避免百姓破家，有些好处；但若是某一家手里有钱，但就是欠债不还怎么处置？现下可以打板子甚至流放，他们害怕官府不敢不还；若是不能打板子了，如何处置？”


    “另外，单独设立《商律》，儿子觉得没有必要。《商律》条文不会多，完全可以归入《民律》中，不必单独设立。”


    “以上是儿子的疑惑，还请父亲解惑。”文垣道。


    “不错。”允又先称赞了他几句。除了最后一个将《商律》归入《民律》的问题外，其他问题都很要紧，他本就想着若是文垣不问也要解释的，现在他也想到这几个问题问了出来，表明文垣的想法和他越来越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