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意的思想里，不是自己的同志，那就是自己的敌人，她不相信不同阵营里会有自己的朋友和盟友。
孙夫人是怎么回事，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先生又是怎么回事，安意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去问董先生。
她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帮助和热心，如果有人这样做，而且是长期这样做，那就说明这个人有非常大的图谋，是在钓大鱼。
这就是她对路鸣的分析和判断，非常简单，也很直接。
“你怎么不说话啊，哑巴了吗？还是我说得对，是吧？”安意得意道。
董先生一脸的迷茫和痛苦，默默烧了壶水，开始冲泡咖啡，他的动作看上去跟机器人差不多，生硬得很。
安意坐在桌子前，看着董先生喝着浓香的咖啡、吸着带有金边的三五牌香烟的样子，心里不由一阵绞痛。
在她看来，董先生经不住诱惑，已经彻底被路鸣腐蚀，变成了一个堕落分子，贪图物质享受，革命意志薄弱，这可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啊。
在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繁华大都市做地下工作，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能不能抵御住大都市的繁华和物质享受。
如果被大都市的繁华迷花了眼，贪图享受或者抵御不住女人的诱惑，那就意味着腐化堕落了，随时有可能会叛变投敌。
地下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这也是安意再三反对董先生和路鸣来往的原因。
大叛徒顾顺章是最生动的反面教材，他就是贪图物质享受和女色，在汉口变着法子弄钱，结果暴露了自己，被敌人抓获，马上就叛变投敌了。
顾顺章掌握着地下党的高度机密，他的叛变，几乎毁掉了整个中央特科，包括武汉和上海、广州的整个地下党组织。
可以说，他的叛变投敌是中-共地下党史上最大的污点。
董先生隐蔽在上海，所掌握的机密并不亚于当初的顾顺章，他是总部和上海地下党联系的秘密通道和枢纽。
如果董先生被敌人拉拢过去，对上海地下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甚至就连总部都要受到波及，许多党的机密情报都会落到敌人手里。
安意暗暗下定决心，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她会毫不犹豫打死董先生，然后再自杀。
决不能让敌人从董先生的嘴里得到半句有用的信息。
想到这些，安意的心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路鸣回到自己的房间，马上拿起电话，他先是给张子扬打电话，要第六分局萧局长的电话。
“你找他有什么事？”张子扬以为又出了什么岔子。
“我忽然想起点事，找他问一下。”路鸣简洁说道。
张子扬没多问，直接给了他第六分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
路鸣打过去，萧局长接的电话，一听是路鸣打来的，感到一丝不妙，声音里立马充满了讨好和畏惧。
“路少爷，您有什么指示？”
“指示不敢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们把我表姐抓进去时，是不是给她拍照了？”路鸣问道。
“这个……好像是……拍了吧。”萧局长吞吞吐吐道。
“别好像，究竟拍没拍，你要是敢说谎，别怪我不客气。”路鸣严厉道。
“拍了，的确是拍了，路少，您别见怪，我们当初不知道是您的表姐啊。”萧局长声音颤抖道。
“拍的底片冲洗了吧？”路鸣继续问道。
“冲洗了，当天就冲洗出来了。”萧局长不敢隐瞒。
“冲洗出多少张，不能好像、大概，必须是准确数目。”路鸣盯得很紧，寸步不让。
“呃，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就问一下。”萧局长慌着要去查问。
“不用问了，你马上派人把底片和所有照片都给我送来，地址是万国公寓208室。如果有人敢私自扣留一张，回头我找你说话。”路鸣打起了官腔。
“不敢，不敢，我马上就办马上就办。”
萧局长立马出去叫人把底片和所有照片装到一个牛皮档案袋里，派了一个稳当人给路鸣送去。
送照片的人走了，萧局长心里不住哀叹，自己这可是华盖当头啊，怎么摊上这么倒霉的事了。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一个人在装照片的时候，偷偷留下一张，放入自己的一袋里，这个人就是他选的稳当人，他的侄子萧楚。
放下电话，路鸣松了口气，不过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慌，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路鸣随即又给安恭根打电话，听到电话里一片嘈杂声。
“怎么这么闹腾，你屋里有人？”路鸣问道。
“哈哈，是路少爷啊，我们这不是没事做嘛，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呢。”安恭根笑道。
“上班时间酗酒，你们胆子够大的啊。”路鸣冷冷道。
“路少爷，您放心，我们就是没事乐呵一下，不会喝醉的，有事您随时吩咐。”安恭根也不怕路鸣，他太了解路鸣了。
“让他们出去避一下，我有事找你。”路鸣简洁道。
“你们几个混蛋给我滚出去，老子要和路站长研究大事了。”电话里，安恭根大呼小叫道。
不一会，电话里清静了。
“我要交给你一件差事，帮我盯一个人。”路鸣说道。
“谁啊？”安恭根立刻醒酒了。
“翁百龄。”路鸣一字一顿道。
“翁站长……”安恭根有些吃惊道。
“对，就是他，你帮我盯着他，看他这几天都跟什么人接触，都说了些什么话，都去了什么地方。”路鸣提出的是跟踪的全方位要求。
“路少爷，我能知道什么原因吗？”安恭根问道。
“现在不能，以后再说，不过这不是命令，而是我个人的请求，你可以不接受。”路鸣淡淡笑道。
“路少爷，看您说的，您的话在我这儿就是命令，我马上派人盯着他。”安恭根也笑道。
“不，这件事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也只能你一个人去干。”路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安恭根沉默了一会，然后低声道：“明白了，要盯他多长时间。”
“一周吧，一周以后我再决定是不是继续，这事必须严格保密。”路鸣说道。
“路少爷，我听说了，这家伙好像在跟您争权呢，要不要悄悄弄死他算了。”安恭根小声道。
“别自作聪明，这种事绝对做不得，就是要做也不能你们来做。”路鸣严厉警告道。
“您说得有道理。”安恭根说道。
路鸣放下电话，心里又松了口气。
安意实在是缺乏地下工作经验，她认为自己没给警察任何信息，警察就没法查到她的来龙去脉。
其实她已经留给了警察足够多的信息，首先是她的口音，一开口就是武汉汉口人，特征太明显了。
她的气质也给人足够多的信息，说明她至少是女子高中毕业的，更有可能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而且学校在武汉。
一个人的口音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一个人年少时就离开家乡，他的口音就会发生变化，会有两种口音混杂在一起，不那么纯粹。
如果一个人的口音特别纯正，那就说明这个人至少是在成年之后才离开家乡。
安意的汉口口音非常纯正，这就说明她是在家乡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至于之后是继续住在武汉还是离开了，这并不要紧。
安意留下的蛛丝马迹，已经足够警方跟踪并锁定她的行动轨迹，如果再掌握她的照片，她几乎就无处藏身了。
这一点，安意和长期在上海工作的董先生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所以，董先生后来根本就不想再跟安意讨论问题了，无论怎么说，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更不能形成共识。
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就像走钢丝，的确需要万事小心，步步为营，但该大胆的时候，又必须放手一搏，如果龟缩不动，就会贻误战机。
董先生对路鸣的态度就是这样，知道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自己必须勇敢地承担这个风险，否则不如关门打烊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