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美国人的平等意识比我们强，要是这样随便抓人，老百姓不会答应的。”过了一会儿，路鸣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
“对嘛，不能因为人家烂，我们就跟着烂，我们应该跟人家比好的地方，而不是比烂。”刘绮雯说道。
路鸣心里不由得赞叹一句，这个辣妹子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淳朴和良知，没有受到上海这个大染缸的污染。
许多人来到大上海，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纸醉金迷的社会中，不知不觉就会受到污染。
有的人抛弃了良知，扔掉了淳朴，一味地追求财富、地位、虚荣，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儿，甚至到最后变得已经不像人了。
一个人如果不会说人话，不再做人事，彻底变成了一头野兽，这是多么的可怕啊。
路鸣对此感触很深，上海的上层社会流行着一股浮夸、浮躁、虚荣的风气，攀比奢华，攀比权势，中层社会的人也在向上层看齐，抛弃良知到处投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底层社会的人则在极力挣扎着求活，他们的苦难漫漫无期，上海如此，纽约也是一样。
虽然中美两国富裕程度相差悬殊，但是国际大都市所有的毛病，这两个城市一样也不差。
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的上层，一方面是妓女、乞丐遍地的底层，更不用说上海还有一个纽约没有的现象，就是到处都是吸鸦片、扎吗啡的瘾君子。
复兴社的许多人来到上海后也变质了，但是还有一些人依旧能保持住自己的本心和良知，这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上海的错，这个繁华的大都市，给许多求上进的青年带来了希望，也给有理想的商人创造了天赐良机。
“长官，天天这么多人找你捞人，您总不能真的把这些人都放了吧，要是那样会得罪上峰的，你最好小心一点。明年你不是还要做大事的嘛，千万别耽误了。”刘绮雯有些担心地说道。
“放，为什么不放？别听雨农说宁可错抓，不能错放，那不过是口号，既然是抓错了，就应该把人家放掉，不然的话，中华民国干嘛还要颁布法律？”路鸣愤然道。
“可是上峰的意思这是一次特别行动，越严厉越好，越能起到震慑共-产-党的作用。”刘绮雯向窗外张望了一下，低声说道
“震慑需要完善的法律系统的支持，需要全体警察、军警的配合，而不是靠随便抓人的手段，越是遵守法律的制约，越能起到震慑的效果，跟共-产-党做斗争，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争取全体市民的支持，这样漫无目的的大搜捕，只会让我们在市民心中失去威信。”路鸣说道。
“就是啊，如果没有广大市民的支持，单靠警察和军警还有我们这些人，就能把共-产-党全都抓起来吗？我看做不到。”刘绮雯赞同道。
“其实共-产-党是最欢迎这种行动，我们做得越过火，他们越高兴，即便有可能抓到了一些共-产-党，也是得不偿失。国共之争最根本的是争夺民心，谁得到了民心，得到了民意的支持，谁就会取得天下。”路鸣慷慨激昂地说道。
所谓天下，其实就是民心民意，在这一刻，路鸣还真的是在为国民党着想。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依旧是民国政府的高官，他也不希望民国政府倒台，倒是希望民国政府能变得更好一些。
在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中，牺牲了数不尽的仁人志士，才宣告民国政府成立。
民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以后的对日本的抗争中依旧是整个民族的核心。
路鸣尽管对民国政府许多地方感到很失望，但还是希望政府能够通过一些改良，变得越来越好，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
说到社会黑暗，恶人当道，其实很多国家犯的是一个毛病，路鸣在美国呆了四年半，其间游历了欧洲一些国家，发现各国政府大同小异，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
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尽善尽美的政府。
民国政府也有许多好人，能人，甚至不乏栋梁之材，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人能起到的作用不大，但是总归还是有些希望存在的。
比如说在这次的大搜捕活动中，复兴社的人就比较有操守，没有公然跟警察局的警察、警备司令部的人伙同一起敲诈勒索，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这也跟复兴社多数人出身黄埔，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关，也跟内部纪律严格、处罚严厉有关，所有人轻易不敢触犯社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复兴社人员的薪水高，只要保住这份工作，就能在上海维持体面的生活，不像底层警察和军警，必须依靠另外的财路来维持生存。
路鸣想到了张子扬，他是警察总局的高级探长，却还是得依靠帮助帮会做事来捞外快维持生活，当然张子扬有底线，就是绝不干敲诈勒索这种勾当，也不干执法犯法的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路鸣仍然感到心绪不宁，有一种心意阑珊的感觉。
在整个大搜捕过程中，安意简直是如坐针毡，她迫切地想要知道上海同志的情况，是不是有同志被敌人抓走了，有多少同志被捕了，是否采取了及时的营救措施等等。
可是董先生还是坚决制止了她，两个人暗自吵了几回架，当然安意知道董先生是一番苦心。
要说危险，安意还是很危险的，路鸣再三提醒他们，复兴社的翁百龄已经盯上了安意，甚至在公寓里安插了耳目，要求他们千万备加小心，不能大意。
大搜捕过后，安意实在是熬不住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待在公寓里。
她的原话是，“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坐以待毙了”，她坚持要跟上海的同志联系上，要进入工作状态。
董先生其实跟她的心情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要保护电台，他不能脱离电台擅自行动。
在安意的一再要求之下，董先生同意安意展开初步行动，跟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接触一下，多了解一些情况。
总部已经知道上海大搜捕的大致情况，不过具体情况并不清楚，所以也没向他们发出任何指示。
安意让董先生通过秘密渠道发出了接头的信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的广告栏里发现了同意接头的回应。
安意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一处茶楼。
她没有去那家书店，因为这次接头指定的地点就是这家茶楼。
她一个人先来到茶楼，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然后要了一壶碧螺春。
她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约定的时间到了，郭嵩涛准时出现了。
其实郭嵩涛早就到了。
他一直在楼对面的弄堂里装着修自行车，看着安意上楼，又等了一会儿看有没有特务盯梢，如果有人盯上了这里，他就发出信号给安意，然后迅速撤离。
郭嵩涛在附近转了约莫半个小时，再三确定附近没有敌人的特工或者警察，这才进了茶楼，来到楼上。
他没有去安意的桌子旁落座，而是选了一个背靠背的桌子坐下，也是要了一壶碧螺春。
在上海，人们最喜欢喝的就是龙井和碧螺春两种茶，喝这种茶自然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喝着茶。
安意压抑着心里的激动没有去看郭嵩涛，而是看着窗外，郭嵩涛则是盯着门外的地方。
过了一会，看到茶楼的伙计都在柜台里闲着打扑克，这一层也没有其他客人。
这次大搜捕把许多人都吓坏了，不敢随便上街喝茶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安意低声问道。
“情况不好，我们的人被抓了十几个，还有一些预备党员也被抓走了，更不用说一些积极分子了，敌人的这次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郭嵩涛说道。
“他们有没有危险，营救行动展开了吗？”安意问道。
“我们正在动用一切力量援救他们，现在只能希望他们没有暴露身份，也希望这些人都能顶住敌人的恐吓，不会出叛徒吧。”郭嵩涛有些黯然地说道。
他也没想到上次医院的营救活动会让敌人有如此大的报复活动，结果侯亮同志也没能营救出来，行动组损失很大，又遭到敌人如此大规模的报复，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却也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