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寒暄之后，戴笠最后汇报了路鸣的情况，然后问道：“贺长官，您说我该怎么查这件事？”


    贺衷寒沉默了好一会儿，语气平淡地道：“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戴笠差一点被噎住。


    他是想要在贺衷寒这里找到些帮助，可是贺衷寒把球又踢给他了，这话等于白说。


    “不过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要闹出上次的笑话。”贺衷寒接着补充说道。


    戴笠明白贺衷寒说的上次的笑话是哪件事，就是军法处贸然把路鸣抓到南京软禁起来，结果被路鸣硬顶回去，没了下文。


    汪院长借此还跟蒋委员长明争暗斗了一把，闹出了很大笑话，军法处险些无法收场。


    贺衷寒的话显然对戴笠构成了限制，虽然他本来就不想采用过激的手法，但是现在就连一般的手法都要仔细推敲考虑了。


    同一个晚上，同一座城市。


    外面下着中雨，风声猎猎，水气朦胧中，一切的景物都模糊不清。


    在法租界的一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里，有十几个人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开会商议。


    地下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召集了地下党上海市委组织部、文化部、社会部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在这里开会。


    他们今晚冒险在这里聚集，也是由于形势所逼，迫不得已。


    会议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目前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以及上海市委及各部门负责人是否应该撤出上海，转移到周边地区隐蔽起来。


    “老郭，上次我们开会，我就主张对敌人要采取坚决反击的策略，结果咱们没有反击，敌人却越来越猖狂了，这次市工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被敌人逮捕了，市工委等于名存实亡了，咱们还等什么，等着敌人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对付咱们吗？”地下党上海市委社会部的一个领导发言道。


    郭嵩涛狠狠搓了几把发紧的脸皮，他这几天一直到处奔走，求助于社会各界的名流，想要把被捕的同志营救出来，可惜这次所有的关系都不顶用了，他所到之处都吃了闭门羹。


    “市工委的同志太麻痹大意了，他们就是不听市委的意见，该撤走的时候硬是挺着不走，给组织造成了巨大损失。”郭嵩涛疲惫地说道。


    “这是什么话，谁会想到侯亮这个叛徒早不叛变，晚不叛变，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叛变了。早先不是说他经受住了敌人的种种考验，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坚决不开口的吗？”


    “侯亮的确是挺过了敌人的酷刑，可是敌人抓住了他的女人和孩子，以此要挟他，这是他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叛变了。”老郭叹息道。


    “为了保住自己的女人和孩子，牺牲了整个市工委，侯亮不知道这是严重犯罪吗？古人都知道毁家纾难，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比不上古人了？据说他是被敌人收买了，复兴社的特务给他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一万元的安家费，上海一套高级住宅。”文化部的同志愤恨地说道。


    “现在不是讨论侯亮问题的时候，如何惩治他，已经交给特科的同志去办了。咱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应对目前的形势，上海市委该怎么办。”组织部的一个领导插话道。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坚决反击，按照中央的指示提前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占领上海市，随后广州、武汉、北平这些大城市也会响应，我们必须在敌人的心脏搞武装斗争，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社会部的领导说道。


    郭嵩涛目光扫过几个没有开口的同志，希望他们也表个态，但这几位同志依然沉默不语。


    关于组织工人武装暴动，中央的确是有指示的，多次命令地下党在各大城市做好工人、学生的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发动武装斗争，全面夺取城市政权。


    但是眼下国共之间的实力悬殊太大了，发动武装斗争不过是逞一时之勇，不仅难以达到预想目标，而且会给组织造成重大损失。


    郭嵩涛摇头道：“现在不是考虑武装斗争的时候，时机还不成熟，这次市工委的领导同志冒险回到上海，就是想要发动上海的工人群众还有大中学生，可惜他们的工作刚刚开展起来，就被敌人抓住了。”


    “发动武装斗争不能光靠市工委的同志，我们这些部门一样可以领导广大工人、学生和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总不能等到重建市工委后再开展群众运动吧？”社会部的领导质问道。


    郭嵩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这位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市工委目前的情况，中央是如何指示的？”


    组织部的领导摇头：“现在中央还没有下达任何指示，应该也是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吧。”


    郭嵩涛说道：“那我们应该等候中央新的指示，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在这之前，我建议大家都隐蔽起来，跟这次被捕的同志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暂时全部撤出上海。”


    “老郭，你这属于消极主义，正好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如果这些同志全部撤出上海，各部门不都处于瘫痪状态了吗？”


    郭嵩涛有些不耐烦地呛道：“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就让这些同志冒险在敌人鼻子底下工作吗？”


    “我们哪天不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工作？”那个领导反问道。


    “这是两回事，如果明知道有暴露的危险，仍然置之不理，很有可能重蹈市工委的覆辙，这是对党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郭嵩涛虽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老郭，我看你是太保守了，按照你的观点，怎样才能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社会部的领导也有点火气了。


    郭嵩涛瞪着社会部的领导，气不打一处来。


    组织部的领导立即插话道：“那就在敌人未反应过来，尽快发动武装暴动，把工人和学生都武装起来，占领各个街区，占领各个机关，最后占领政府，夺取上海的政权。”


    郭嵩涛叹息一声，声音嘶哑地说道：“夺取上海政权，如何做到？且不说上海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城市，旁边就是南京、苏州、杭州等敌人重兵驻防的地区，不到一天的时间，敌人就能调动重兵进入上海镇压我们的暴动，贸然发动武装暴动，只能白白流干工人和学生的鲜血。”


    很显然，郭嵩涛这是急火攻心，嗓子都哑了，但还必须压住自己，不能发出来。


    “这不可能，只要我们在上海打响第一枪，南京、杭州、苏州这些城市的工人、学生和群众也会响应我们的号召，同样会发动武装暴动，敌人就会像没头的苍蝇一般乱转，另外军队、警察中都有我们的同情者和积极分子，敌人想要调动他们来镇压暴动，注定是要失败的。”社会部的领导坚持道。


    “你做过仔细的调查吗？军队和警察中是有我们的人，也有一批革命的同情者，甚至是积极向我们靠拢的人，但是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占军队和警察中的几成？能在军队和警察中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些你都仔细调查过吗？”


    郭嵩涛站起来反问道，他认为再这样讨论下去，很有可能得出让他无法接受的结果。


    社会部的领导也是一位急性子，跟着站了起来，一点不含糊地回击道：“这当然没法做仔细调查，但是大形势肯定是对我们的革命斗争有利的，我们内部不能先泄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