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俩又要争起来，郭康赶紧插话。


    “这件事，主要还是古人地理知识不够完善的原因。”他提醒道：“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距离的感性理解，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看过汉书的人，应该都知道李广利征大宛的事情。大宛就在现在的费尔干纳，而它的都城贵山城，到长安和到我们大都，直线距离是差不多的。”


    “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是向东方进发最远的人。但他经过的，基本都是富庶的波斯腹地，还有波斯人历代维持的大道可以使用。而从出了玉门关之后，到大宛之前，一路上除了荒地，就只有一些态度暧昧的城邦了。考虑路途上的环境差异，亚历山大的难度其实小了很多。”


    “但实际上，单次行军就超过亚历山大一生的李广利，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个二流将领。除了这一次，也就没有多少说得上的事迹了。”


    “所以你看，大家对于距离的理解，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塞里斯人认为是‘邻邦’间的战争，在这边，已经远得要到世界尽头了。”


    “而且，这种事情也远不止一次。汉、唐、辽、元、明，都能发起跨越大漠的远征，动辄追击数千里。”


    “除了少数例外，这就是个普遍现象。连治理混乱、持续时间不长的元朝，都能向北过鄂尔浑河，登狼居胥山；向西攻入中亚，兵锋直抵怛罗斯河谷，在漠北和西域来回与蒙古叛王交战。所以，这其实不是什么罕有的事情，而是一种常态。”


    听到他这么解释，朱文奎和小让娜都点了点头。


    郭康也松了口气。


    这个世界的地图，还比较简陋，想查询具体的距离，除非有大家很熟悉的过往案例，否则确实是件颇为困难的事情。


    当然，哪怕在有地图的时代，很多印象其实也偏的厉害……


    比如大家都知道，莫斯科相对欧洲，是位置很偏远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从后世柏林的国会大厦出发，要走将近1800公里，才能走到莫斯科红场。很多欧洲人花费了一生，都没能走到地方。


    相应地，如果从长安城出发，走1800公里，其实还没出玉门关呢。


    所以，这种事情，也就没法强求了。


    “这么一看，中原核心区离世界其他地方，真的很遥远。”朱文奎也感慨道：“要不是现在海路发达了很多，恐怕真的很难有什么往来。”


    “与其说遥远，不如说离得近的都没了。”郭康想了想，换了个说法：“可以叫做‘文明十字路口’的地方其实很多，河南不也是这种十字路口么。”


    “但要是把几条街的邻居全都砍死了，然后宣称自己是‘孤独的文明’、‘没有临近文明做交流对象’，那其他人只会觉得你这家伙太凶残了……”


    他说中原文明其实是个集合体，也不是瞎吹。这地方在四五千年前，就是人类各种社会形态的大型试验场了。


    简单来说，后世华夏人选择的那种世俗化父系氏族社会的形态，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在各地突然出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片大地上什么都有。


    在前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世俗化的父系氏族、母系氏族、宗教主导的小家庭社会、宗教主导的氏族社会……一大堆不同的组织方式共同存在，而且频繁发生冲突乃至战争。


    比如母系氏族，通过后世更深入的研究，已经可以确定，这种制度并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它和其他组织方式一样，是选项之一，和其他制度是并存的。


    和传统印象不同，这也不是“母权社会”，而是“舅权社会”，或者说是舅甥继承制的社会。它也不是一些宣传中，那种女性主导的“和平温和”的世界。相反，母系氏族也相当凶悍，经常向外扩张——或者说，不凶悍的氏族，在那个时代的中原根本就过不下去。


    现实中，有些氏族是从母系变为父系，不过同样也有先父系再母系的。另一些氏族，比如中原地区，则从来没有出现过母系氏族的迹象。他们那边的妇女地位和“母系遗风”估计也没什么关系，可能单纯就是战争打的太疯了，必须全员都组织起来，所以产生了这种现象。


    而最后，重视现世、淡化宗教的父系氏族成为文明的绝对主流，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原因——打到最后，就剩他了。这种普遍实验、然后打出一个赢家的方式，此后似乎也成了固定的套路，直到近现代都能看到。


    历代的文明，都是血海中杀出来的狠人，不到只剩一个是不会罢休的。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这么激烈的选择方式。不过这些话题，他暂时还没法给人做具体论证了。


    古人其实也有“考古”。比如著名的竹书纪年，就是晋人意外地从战国古墓中得到，整理编订出来的。


    中原历史太长，这种古人考古先人，后人再考古古人的事情，也不是个例。算上考证训诂，就更多了——为了考证《尚书》真伪，这帮人从汉朝争到清朝。等于为了一千年前的典籍，足足又吵了两千年。全世界也就这边能找到这种事情了……


    郭康在这边，天天假借亚里士多德的名号，以此编造理由，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绝大部分欧洲研究者，看到的都是至少三手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就没法考证原典了。


    连希腊本地，遗存都很有限。因为当时，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中心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希腊学者也很无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手里只有亚圣著作的一部分。郭康哪怕这么折腾，也从来没翻车过。


    但另一方面，虽然如今已经有研究金石学，乃至钻研上古文字的文人，但那边整体的水平还是很原始，基本上还是个人爱好的性质。让现在的明朝去系统地发掘古代遗址，要求还是太高了。


    目前，郭康只是想办法，以追溯文明起源的名义，把一批落魄老贵族打发去克里特岛，让他们考古去了。反正这地方历史上就是被西欧人挖的，而那些破坏力极强的早期“考古学家”，可能都不如宋朝文人的水平……


    西欧人并没有对希腊手下留情过。在他前世，希腊和埃及才是谴责英法掠夺文物最积极的国家，塞里斯跟他俩相比，都是受害比较轻的那一批了。


    就是因为见得多了，郭康才经常怀疑，“欧洲人声称自己是希腊文化的继承人”，到底是西欧的共识，还是部分西欧学者的观点，还是部分塞里斯人自己认为的西欧人的观点。


    这会儿，他去雅典，还能看到完整的帕特农神庙，里头也还有东西——因为它本来不是空的，是后来英国人额尔金把里头的好东西给拆光了，受损的部分则烧成石灰，用来建造新建筑。


    为了这件事，希腊人和英国人一直争来争去。一些英国人不承认这是劫掠，而是说，这些文物在英国才能受到更好的保护，所以是合理的。这个可能也是通用的说法。


    另一些人则谴责这种抢劫行为，认为“我国代表掠夺那些被土耳其人和其他野蛮人视为神圣的物品，这似乎是致命的”——这个其他野蛮人，当然就是指希腊人了。


    希腊老贵族再怎么说，也是相对比较懂行的。起码不会比原本历史上那些西欧人更糟糕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