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
和偷摄的照片送到区部作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有次为了一个姓马的直属通讯员问题，几乎弄得天翻地覆，花了近半年时间，
用去一千多元活动费，动员了二十多人，最后破案时却抓到了几个自己人。戴笠对
此曾大发脾气，因为这个人原是中共叛徒。由于他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心理，他还是
拿过去一套在社会上活动，所表现出的也比一般特务们要神秘高明。几个组的特务
们都对他很注意，他更利用这些去接近特务，进行相互哄骗。他有意无意地显示出
他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他经常装做经费困难，而又不直接向特务们去要
钱，结果却不断得到了特务们对他的接济。最后决定破案时，戴笠还去报告了蒋介
石，等到将他逮捕后并牵连了几个特务时才真相毕露。戴笠一面生气，一面也非常
痛恨，大骂上海区的负责特务都是饭桶。区长王新衡也责怪他在进行这一欺骗活动
时没有每天据实向区部作报告，弄得真假难分。但戴笠最后还是决定以假当真，将
错就错，将他解送南京去处理，这样既不会在蒋介石面前丢丑又可以邀功。
当我把这个假的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解到南京时，戴笠还对我说："这个傢伙竟
敢利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我当时是知道
这一底细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事已如此只好昧良心来牺牲他了。好在军统抓
的共产党不会再交给别的单位去审问，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不会再有人来过问
的。这个叛徒在真正是共产党员时被捕没有被杀掉，而没有料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
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
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
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
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
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
介绍去的。军统是採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
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况已渐渐摸清楚了，
才决定把不大肯听话的彭伯威挤走，把第一组组长杨凤歧提升为副大队长，第二组
组长许鹏飞兼任大队附，这样才把第一组接过来，由我兼组长，同时大批军统分子
如江志钧、苏振通、刘耀、钟铸人、姚恺如等十多人也跟着派了进去。这是因为刚
接收以后主要怕旧的一些人不安心工作发生乱子，这总还是一个公开的治安机关，
要担任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加上一些旧人与英法租界巡捕房一向有密切联繫，在
租界逮捕人非常方便，所以不便一下子都拿过来；另外是採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
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
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
军统便放心大胆的来运用它在上海进行种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逮捕、绑架和
审讯。囚禁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雨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
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
商局警稽室又都是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
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当时，军统很注意上海的学校，而能掌握运用的却只有杨虎办的肇和中学，校
长关素之也被军统所运用。这个学校中的少数职员如事务主任谭良谱等则为戴笠所
派去的特务。因为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大刽子手杨虎，利用这个学校去进行
活动是没有作用的，进步组织也不会到这里来公开活动，只有靠关素之个人利用校
长身份暗中为军统去做一点工作。至于军统办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三极无线电传习
所，只专门为军统吸收无线电报务人员。这个学校与上海区只有些事务上的联繫，
戴笠不准特务们利用这个学校去从事其他活动，害怕影响招收无线电通讯人员的工
作。我当时虽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务有往来，也从来不敢利用他们做工作，连做掩
护都不敢。
当时特务处虽然名义上也属于复兴社，可是始终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与复兴社
的关系不多，因此上海区与复兴社上海的组织方面在工作上并不能打成一片。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