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向他们提出我这一看法，同时也不愿把下午的变化告诉他们，怕他们马上都
跑掉。万一和平解放，我那时交不出这几个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他们
不但在重庆杀了杨虎城全家，还在中美所内杀了三百多革命人士，到成都又杀了一
大批，并破坏了重庆、成都的兵工厂和部分公共建设。这几个人到昆明，首先是找
我。我先把他们分别安顿下来，准备看看当天的变化再说。
我正在准备作最坏情况的紧急措施时，传令兵送来一封张群邀我于当天晚上十
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徐远举抢过去一看，确实是张群平日常用的图章，他认
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送随他一道来的保密局两个处长到皇后饭店休息，将徐远
举邀到我家中。我拿出毛人民十一月二十日给我的一封亲笔信给他看，信上主要是
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基地，让我好统一指挥在云南的游击武装部队，他已呈请蒋介
石批准，把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改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改
为总司令部，晋升我为中将，并附来国防部委任我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
令的委任状，同时催促我把全家送往台湾，最后还再三说明，万一昆明不保，一定
要把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南保守住。我劝徐远举不要去台湾，留在云南，这两个
新的职务任他选择一个。如果他两个都愿意，我愿当他的副手。我认为他的办法比
我多。他看完毛人风的信，听完我的话之后，沉思片刻，把头一摇："到了这个时
候，委我当西南军政长官，接替张群的工作，我都不干！现在才来加官晋级，顶个
屁用！我看你也趁早走吧！"我说："跟我们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走得
了呢？"他说："你管他们，谁来管我们！这次他们可以坐上飞机直飞台湾，把我
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当晚，我对到青云路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考虑再三，究竟要不要去，将会发生
什么情况，万一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将如何对付，等等，反覆多方思考。按照
保密局的组织系统，张群虽是西南军政长官，却不能指挥我。如果以我兼保防处处
长的关系，我又非去不可。我为了慎重起见，便打几个电话问了绥署其他几个处长，
他们都没有得到通知。我又打电话到卢汉家中，想找张群问问，得到的回答是张长
官很忙，叫我准时去开会，有事当面去向他说。
这时我看情况非常不妙，可能有去无回。我便向毛人风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
说明局势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程度，自己判断失当，有亏职守，无法完成任务。
我并立即召集云南站和保防处的负责特务，叮嘱他们在我去开会后，由副处长胥xx
负责，要他们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最后听我的消息。如果我在十一点钟没有电话
回来，便把档案名册等焚烧后，全部武装冲到附近二十六军部队中去。我临走前还
把日记本、手枪和来往密电一起交与胥xx，身上什么都不带便走了。到上汽车时，
我还考虑到我乘的汽车较快，有紧急事可以方便些，又与胥xx交换了他用的一辆旧
汽车，一直驶向卢家。我很明白，蒋介石与毛人凤所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再也无法
完成，留在昆明与逃出昆明都是一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开会。
云南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晚上十点钟，在昆明青云路卢汉先生家中的一间会客室
里，坐着七个军服整齐、胸前挂着勛标的人。他们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狂抽着
香菸。这些人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
万、第二十六军第x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
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
省站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这七个人便是当时云南和平解放的主要
阻碍者、云南人民最凶狠的敌人。他们曾费尽一切心机，使出全部力量企图阻止这
一天的到来。但是，这时他们却已束手无策，成为瓮中之鳖，再无法逞其凶焰了。
他们都是接到刚到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通知来开紧急会议的，可是连和张长
官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几个打从翠湖东路卢先生新公馆进来的人，看到张群一
个人坐在另一间大会客室里，只能把肩耸一耸，舌头一吐，两手一摊，表示什么都
完了。这位蒋介石身边最亲信的着名智多星这时也毫无计策可施了。从会客室里外
的布置，便已充分说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还试图与云南站通一次电话，但遭到了有礼貌的阻止。
这时，沈延世突然从他口袋里摸出一份电报交给李弥和余程万。这是当天下午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