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主说的是他对邓析的处置？”董安于恍然大悟。


    赵鞅点点头，说道：“铸刑鼎由子产首开先河，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之后就是我和中行寅征铁铸鼎，将律法公之于众。邓析所为，不过是将铸鼎改为刻于竹简之上，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实在可怜。”


    两人所说，乃是郑国大夫邓析制竹刑一事。


    正如赵鞅所说，邓析所为不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不过是律法的载体从鼎变成竹简，为何竟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呢？


    “有种说法是，邓析所制刑法并未得君命所授，故为私造，忤逆犯上，所以被诛。”董安于说道。


    “诛其人却用其刑，绝非劝贤治国之道。”赵鞅说道：“据称，这部刻划在竹简上的律法在郑国广为流传，郑国上下并未就其内容有所质疑。既是没有质疑，便算是认可了其合理性，没有理由将起草者诛杀。”


    “宗主所言极是。”董安于先是点头，接着皱眉道：“恐怕是引发了国君世族的不安，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此事我略有所闻。”赵鞅低头想了想，说道：“据说邓析其人博学广识能言善辩，结交甚广，不分贵贱尊卑，但凡投缘便结交为友。在他将律法一笔笔刻划时，早已烂熟于心。平日里，他也会与人高谈阔论，积极传授。律法经他之手，大显神威。”


    “他还招收门生聚众讲学，纵横捭阖，比较分析，并将弟子分组，就同一件事正反深浅的挖掘，相互攻讦。这样的场景吸引了不少参与者和旁观者。许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为求知，有的为看热闹，挤得街道闾巷熙熙攘攘水泄不通。”


    董安于也接收到许多关于邓析在郑国传法的消息，说起来是如数家珍。


    “他的影响力日甚一日，很快便成为郑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说着，赵鞅忍不住笑了笑，“这个邓析头脑倒是灵活得很，一开始他还无偿替人排忧解难，写诉状打官司。后来，求助于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便开了价码。”


    “按照案子的复杂程度，大案收一件外衣，小案收一件襦裤作为报偿。即便如此，拿着衣裤前来询问的人仍是络绎不绝。”董安于也笑了笑，说道：“不知羡煞多少追名逐利却屡屡败走者。”


    这样一看，律师行业的开山鼻祖就是邓析无疑。在两千五百年前那个封闭逼仄的空间中，竟让他杀出一条金灿灿的名利大道，在帮助平民实现有限的公义的同时又赚足了眼球，他的聪明机智实在令人佩服。


    “最出名的一个案例足见他的诡辩狡猾——”赵鞅轻咳一声，说道：“说是有次洧水涨水，有一富人溺水而亡，家人着急寻找他的尸身。听说有人打捞到，富者的家人想花钱赎回，打捞尸身者却要价甚高。”


    “富人去找邓析，邓析让他不要着急，因为他是唯一的买主，不可能卖给别人。富人听了他的话，不再提赎尸之事。过了两日，捞尸的人沉不住气也去找邓析。邓析也让他不要着急，因为尸身的家人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买尸体，只要他耐性等待，对方一定会来找他。”说完，赵鞅摇头大笑。


    “如此一来，事情便陷入僵局根本无法解决，本来寻求帮助的人反而被困住了。最终，邓析却收了双份报偿，成为最大赢家，真是个精于算计的讼师。”说完，董安于与赵鞅相视而笑。


    “持两端之说，辩词无穷，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治国者以为此风一起，势必引起民心多变，动摇国本。所以，他们才决定痛下杀手。以为杀邓析便能定民心，明是非，正国法。其实不然——”赵鞅大不以为然，“竹刑已被保留并流传，杀邓析是适得其反，无非是昭告世人治国者无能罢了。”


    “邓析之说，虽有诡辩的成份，难免是非混淆，黑白不分。无论如何，不过是言辞上的较量，逞口舌之利罢了。若说动摇国本，子产铸刑鼎在先，岂不是要把执政大人一并处刑？”董安于也是颇不以为然。


    “比之于鼎，竹简携带方便，易于传递，其实是对鼎刑的发扬，一脉相承。邓析承担了广之于民，流布扩散的信使之职，何罪之有？”赵鞅又道：“不过是统治者已知民心涣散却无心无力收拾，邓析掀起的小小风浪令他们大惊失色，以为要掀翻他们的大船，所以才矫枉过正小题大做。”


    “可惜了邓析，比前人走得更远，却也因此成为殉难者。”董安于感慨道：“甘棠树高大茂盛，因为召伯曾在树下听讼，众人便极力呵护这颗树，不敢砍伐，生怕伤着他的枝叶。因为一个人尚且顾念一颗树，更何况用其道却弃其人。无论如何，驷歂此举，绝非劝贤尚能的卿相所为。”


    “纵观郑国过往，比之子产、游吉，怕是再难有执政能与二人匹敌。”赵鞅语气惋惜的说道：“可惜无缘与子产会面，幸好曾受过游吉当面教诲，三生有幸。”


    “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吧？”董安于问道。


    “十七年前。”赵鞅的视线看向远方，若有所思，“‘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言犹在耳。”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民生之据。人之性情各异，大都好逸恶劳，贪名好利。若能修行养性至礼，便可称得上是至善至美之人。”


    “虽能达者鲜矣，仍令人向往追慕。”赵鞅一脸神往。


    “仅凭对邓析的处置，足见新任执政的眼界见识根本无法与游吉匹敌。”董安于说道：“游吉虽是抱憾而逝，至少在任内，继承了子产之道，把郑国治理得不错。”


    “虽有过宽致乱，幸好及时矫正，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赵鞅感叹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已是贤人。”董安于说道。


    二人正由邓析说到郑国的内外治理，忽然闯入一人。


    “宗主，有要事相报。”只见尹铎已来到面前。“有位自称是鲁国阳虎的门人前来传话，说是阳虎想拜宗主门下效劳。”


    “阳虎？”赵鞅瞪大眼睛，董安于看向他，两人都很惊讶。


    “他不是应该去往齐国，怎么来了我国？”董安于问道。


    “据门人说，阳虎去往齐国后，一心一意劝齐侯攻打鲁国。他信心满满，称自己熟悉鲁军的部署，了解他们作战的优势劣势，齐国若是发兵，必定大胜。齐侯听后，颇为动心。不过——”尹铎话锋一转，“最后是被大夫鲍国劝阻，齐国不仅不发兵，还把阳虎囚禁了。”


    “哦？鲍国为何劝阻？以齐国的国力，鲁国绝不是对手，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赵鞅一脸狐疑。


    “而今齐国朝堂，鲍氏、田氏权势威盛，鲍国又是元老资深，说得上话不足为奇。齐国又是联郑又是扶卫，鲁国近在咫尺，平日里都忍不住小动作频频，倘若有了阳虎的相助，定能在鲁国讨个大便宜。如此大的诱惑，齐侯竟会放弃，实在令人费解。”董安于皱眉说道。


    “宗主和董叔有所不知。”尹铎解释道：“实在是因为鲍国自身经历特殊所致。”


    “哦？愿闻其详。”赵鞅很好奇。